第8版()
专栏：

《我的根在中国》中译本序
韩素音
1961年，我有意根据父亲周炜（映彤）的家庭经历，写一部“家史”或不断展开的故事。1903年，四川省派遣一批青年学生到欧洲留学，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，他是去学铁路工程和采矿工程的。
开始，我的想法不很明确。对国外读者来说，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既浑然无知，更不用讲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了。因为要使这部书引人入胜，我必须把书中人物写得栩栩如生，而且使得西方读者感到与他们是如此“贴近”。我怎样把这样一个故事，写得能使国外千百万读者发生兴趣呢？
美国的出版人要我把这本书集中写我的外国母亲和她在中国的生活。但我不能同意这样的写法。因为我认为，如果以我母亲作为主角来写，并不能使千百万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。
这也是一种个人的问题。我正在寻找我自己的根——我的感受和心绪的根源——而这一切，无疑都是在中国。
我从1964年动笔写这部家史，一直到1979年才得以完成。全书共分四部。每一部里包含历史、传记和自传。这也是部社会情况和历史事件的记录，以及这些情况和史实对我父亲、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的影响。
全书四部里的每一部，都可以分开阅读，无须相互参考。有些内容纯属个人私事，其它则不尽如此。各部涉及的岁月，也长短不一，并各有其不同的风格与繁简。一本书只有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，使之成为一件艺术品，这样的作品才是值得一读的。
一位作者是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、人物及社会的见证人。他是一个历史家、艺术家，又是努力传达他作品中人物的感受与激情的人。但是作者却不是一个审判官。他必须让读者从他的作品中，得出自己的结论。所以他的作品必须是真诚的；而要做到这样，他只能申述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感。如果他申述有误，那末他也必须认错。
一位作者又是一个研究者，探索他一己的内心和灵魂。他受到许多事物的影响。有时，他了解是什么在影响他，有时则毫无所知。
如今我知道，给予我勇气来写这部书最重要的影响，来自1956年我回国时，以及以后几年和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大姐见面的谈话。
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一些如此宝贵、如此有价值的启示，是我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。新中国的远景；这种远景使我理解中国伟大的意义所在。他们对我的关怀和挚情激发了我的创作力。于是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，以及使这一革命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，告诉给全世界。我在写这几部书时，也显示了我一己的斗争、怀疑以及对中国的热爱。
我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致以感谢之忱和崇高的敬礼。
我对英雄的、坚韧的和高贵的中国人民表示感激和挚爱。他们的历史是光荣的，他们的未来目标充满了希望和保证。我经常以自己至少是半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。
我还要向国内的许多朋友致谢。若干年来他们一直在帮助我完成写作。我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，他们的热情鼓励了我。还有我的朋友冯亦代，是他第一个“发掘了”我的这几部作品，而且推动把这些原来用英文写的书译成中文的工作。我向几位辛勤劳动的译者致意。他们的工作和我的写作是同样重要的。
原书是为西方读者写的，他们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，或根本一无所知，因此我必须在书中加以详细叙述。但这些历史材料，在国内早已有完整的著作，并为国内读者所熟悉，所以我完全同意这次中译本出版时予以全部删节。这既无损于原作的意图，也无损于故事的完整。这些材料只是对西方读者才有用。
本书每章中的小标题，系原书所无，而是由编辑加上的。我完全同意这样的处理。编辑的加工，完全是便于国内读者的阅读，毫无改变、歪曲或生造原作所没有的任何事实。相反，译本是完全忠实于原作的。
在我写作原书时，我有意改换了若干人物的姓名，为的是要保护这些人物，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或麻烦。但，无论如何，本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作者“杜撰”的。所有的人物都实有其人。
我切盼国内读者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。
〔编者附记〕
韩素音自传《我的根在中国》的前二部《凋谢的花朵》及《伤残的树》，已由三联书店出版，第三部《无鸟的夏天》亦将于4月中出版。作者以优美的笔调，率真而亲切地回忆了少年时期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儿的辛酸生活、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斗争，以及她父母因中国与西欧社会不同风习所引起的困境，旁及中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所遭受的自然浩劫、军阀战祸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动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苦难。而她在本书中始终镌刻着一条不渝的信念：她是中国人，她爱祖国和祖国的人民。虽然她写的原旨是让千百万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，但对中国读者也会起一种今日的幸福生活得来不易之感。上面发表的是作者为此书在国内出版写给致国内读者的中译本前言。